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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28网站论坛大全:夏斌: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严重大萧条-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19:40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这一轮经济周期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的,大的环境与美国经济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有关。2002年底,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每年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放1万亿贷款而奋斗。彼时朱镕基总理正好严抓不良贷款,各级行长都非常谨慎,严控贷款。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我们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首先看出口。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其次看消费。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可以说,由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8~2009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刚才讲的是主要银行,在非主要银行,在影子银行中间,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销量下降,房价下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爆发?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保证不爆发。如果爆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爆发方式?我以下用第几波概念来描述,实际上在时间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后是第二波,并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质量最早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紧幸运28网站论坛大全房企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上下游40个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GDP,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产。去年一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的八项税收加上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共有6.4万亿。狭义的土地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达到53%。有些地方更高,100%多的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市价量齐跌,首先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地产企业拿地的积极性会减弱。今年5月份,武汉、沈阳、长沙、佛山已经纷纷出现地方政府拍地拍不出去,因为房地产企业房子卖不出去,价格都跌了,老板不愿意拿地了。报纸上各种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经出现土地拍卖流标,二次流标。今年10个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最火的幸运28网站8月份的数据没有放进去。我们假设今年下降5%到10%,地方政府由于资金压力,没有钱了,怎么办?收缩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金配套不够,保障房建设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发生困难。直接影响是,地方GDP马上下滑。

  现在全国每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80%都是银行的钱,或者金融系统的钱。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来撬动了这80%的基础设施资金。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银行融资,如果地价进一步下跌,对地方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卖土地。但越加快拍卖土地,地价跌得越快,这是必然结果。地价跌得越快,会从房地产企业、地方债等各种渠道,激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样的话,使整个社会债务慢慢陷入倒塌的恶性循环,银行就不敢贷了。

  第四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随着银行对房企的信贷紧缩,理财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频出现,由此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短时间内会集中爆发。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讨论刚性兑付不兑付的问题。对此,我是坚决主张不能刚性兑付,否则老这么下去,中国的金融市场秩序怎么建立?但是不刚性兑付,老百姓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要坚决打破刚性兑付,目前可暂时有些变通措施。现在整个中国面临着全社会道德风险。什么叫全社会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钱干,还不了,过两年退休下届政府还,因此政府谁也不怕借钱。政府不怕借钱,银行也不怕,通过银行在柜台上向老百姓销售地方举债的各种金融产品。地方政府不怕,银行怕吗?中国的国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银行也有积极性,银行也有道德风险。老百姓觉得政府不怕,国有银行不怕,我们怕什么?你只要敢卖,我就敢买。例如12%的债券利率,银行拿2%的“通道费”,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还剩8%点,比银行存款还高4.5%,为什么不买?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面对这个情况,所以我坚决主张,买可以,最后还不了应依法办事,它不是固定收益,是预期收益率,合同早就告诉你了。最后到底怎么办?这就看执政者的水平问题了。

 幸运28网站大全 金融天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的特点。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刚刚开始有点戳破之初,房市的价量齐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引起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银行从自保角度出发,会紧缩信贷,由此必然会发生整个社会债务陷入自我紧缩的循环之中。一旦发生以上情况,我预计,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够渡过7.5%左右的难关,但是未来两年内,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国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萧条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事先的政策干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我的意思是,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准备,不是提前开始一点一点布局干预,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应该要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种准备。

  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政策

  今年中国经济每个月的表现都在挑战人们的想象力,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敢打保票了。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怎么防止经济出问题?

  第一,要坚决稳住整个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让金融系统树立信心。为此,中央银行近期内应采取措施,发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确保整个金融体系有稳定的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政策的信号一定要很明确,而不是如前一阵子,让市场去猜中央银行采取回购的意图。市场看不懂,金融机构看不懂,这种状况很危险。就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慌,金融机构不要慌。为什么金融体系要稳住?因为金融体系一旦出事,和某个大企业出事不是一个概念,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快,影响大。从金融监管角度说,银行对每个企业的贷款,不准超过它资本金的10%。输掉了这笔贷款,资本金也就输掉了10%,整个金融系统是不会出事的。对企业是如此,但银行不是这么回事。去年6月份,在上海的银行拆借市场上,隔夜拆借利率达到30%,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天下奇观。银行之间有贷有存,到了晚上,一看头寸,到底贷大还是存大?差一点点,不够,到拆借市场借钱,要弥补平衡。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市场利率波动不大。去年大家都在传,可能央行想采取动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该不贷的就是不贷。大家一听这个信息,市场紧张了。这时候如果某个银行资金紧了,而市场利率已经达到25%,又拆不着,晚上平不了资金,为了清算,再高的利率也必须去拆,一下子发生借一天钱30%的高利率。后来整个市场轰动了,央行马上不敢了。这说明央行想按市场规律办事,方向是对的,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第二,一旦市场上出现抵押物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可以宣布采取紧急会计原则,或者说,央行马上动手,直接到市场上去购买将贬值的资产。你卖我就买,把价格稳住。紧急会计原则,就是不准随便按照抵押物的原值来要求追加抵押物,越逼企业,企业越陷入危机。维持原来抵押物价,原来评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听说美国在危机时,在会计原则上也采取了紧急措施。我们能不能采取?当然能。一旦出事,就要防止市场恐慌。

  第三,当房价出现断崖式爆跌时,国务院应该马上明确,允许各级地方政府用棚户区改造资金去买房。现在的棚户区改造资金总的使用方向是对的。房价如果大跌,不如拿这笔钱买房。买了房以后,改造一下再借给或者卖给弱势群体,当作棚户区改造用。在这方面政府应该灵活些。报纸上登过,有的城市已经这么做了。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四,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幅加快,按照银行审慎监管原则,就不准贷款了,因为资本金不足,这时候应该采取紧急措施,提高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的最高限额。工农中建交,有不良贷款,就用资本金利润冲掉。现在能冲多少国家是有规定的。能不能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提高这个比例,让他们自主核销。资本充足率健全就可以稳健地贷款;如果资本金不足的,赶紧增资,或者说,由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重组。

  那么,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导致民间高利贷,理财、利率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第一,必须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一些,不能让这些企业占用资金。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包括有些地方政府,都在制造庞氏骗局。我们都知道,借钱是要还本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钱只是用于还银行利息,根本不是用来搞新的投资和建设。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不还银行利息,说明已是不良贷款了,银行马上要催收旧贷款。它还不了,就从第三方或通过理财借钱,把银行的贷款利息先还掉。所以,那些该破产的企业就要让它破产,让它出局,只有这样这部分资金配置才合理。简单地讲,市场必须出清,哪怕是慢慢出清。对于产能过剩,严重资不抵债的工商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坚决实施有节奏、有控制的市场出清,要么破产,要么重组,防止这些僵尸企业继续占用社会有限资源的现象再延续下去,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我听说,李克强总理也很着急,现在社会融资成本高,为此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想把融资成本压下来。但是,社会融资成本高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该破产的企业破不掉,混在一起搞钱,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自然就高,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整个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这既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问题,光指望银行改,没有用。

  第二,加快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不良资产的剥离政策。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置换和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方式,向市场明确披露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分类处置原则,以换取市场和投资者对它的信心,来恢复地方政府在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能力。我们原来不知道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这届政府组建后对此又作了全面审计,公布出来的地方债务是18万亿多。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借钱不容易?有些人为什么不敢借给地方政府?因为不知道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银行也不敢,帮助地方政府理财、卖产品是可以的,但是自己是不贷了。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向市场公布这些存量资产中的不良资产有多少。对于这部分不良资产,有的重组,有的核销,有的用其他资产来置换等等。这样的话,投资者和市场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干净的,清楚的,就敢借给它了。所以我建议,要防止经济僵死,有些企业该破产就破产,要动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清清楚楚,严格要求。

  第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股权基金问题、所有制改造问题、股市问题,还有民间借贷人条例问题,都要加快改革。我个人认为,在结构性政策里面,除了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以外,国务院应该下令,各省政府在年内必须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财政问题。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是财政拿钱和深化改革,不是搞房地产,不是搞简单的城市规划。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不是我们刻意想出来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一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孩子从生下来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包括大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退休以后,要像城市居民一样有养老保险,看病一样报销。这意味着财政要拿钱,如果一个人要拿8万~10万,两亿农民要拿多少?因此,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钱,要改革现有制度。从这个角度认识,应该要求各省政府必须在年内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然后提前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实施,不能观望。提前围绕户籍改革引发的中央转移支出问题,抓紧改革,重点解决户籍改革中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问题。其他的改革动不了,可以先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地方政府缺钱了,中央财政先动,先补贴。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消费。同时,户籍改了,居民身份改了,市场就着急了,因为一下子学校不够,幼儿园不够,医院不够,这样,可倒逼加快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民工住房的民间投资,加快商品房的出售,这样可以部分对冲掉我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整个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把这块投资提前搞起来,有利于宏观上取得平衡。

  第四,房地产政策要确定大政方针。总结这十年左右的房地产政策,就是政策碎片化,一会出这个政策,一会出那个政策。政府如果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制度,房价慢慢就会稳住。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市场不整顿,中国早晚出大事,近两年我又补充说,整狠了,马上就出事。现在确实是烫手山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以消费品为主导。一定要让市场明确,买房是为了住,买房不是为了像股票那样为了卖股票。不鼓励房地产作为资产市场交易,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绝对不能学英国、学美国,应该学德国,学新加坡,以消费品为主导。

  最后一点,采取以上一系列政策,最后可能都要涉及财税问题。因此,非常时期必须采取大胆积极的财政政策。说穿了,当前经济的困境,单靠央行政策来解决,危险很大。财政政策必须积极。中国经济仍在相对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也相当可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是必须要付出点代价,当前也是有能力付的时候。各项改革深入到后面,都涉及到钱的问题。怎么办?我个人分析,不认真正视国退民进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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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在年度营销推介会上,乐视网首次确认公司创始人贾跃亭已回国,但它的“警报”仍未解除。

  澎湃新闻日前获悉,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乐视网,300104.SZ)早期大股东、前高管之一李军今年9月底被有关人员从山西大同家中带走。

  2010年7月30日,乐视网创业板首发招股说明书显示,2008年12月,李军受让贾跃亭200万元出资额,占股3.36%,并从2009年2月起担任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副总经理,2013年1月14日因任期届满离任。

  据乐视网各个季度及年报披露,截至2013年9月,李军一直占据乐视网前十大股东位置,持股比例基本维持在2.52%。2011年下旬以来,随着深圳创投、汇金立方相继减持退出,李军在股东中的排位由第六跃升为第四,仅次于贾跃亭、贾跃芳、刘弘三人。2013年底,李军减持17,552,060股,退出前十大股东之列。

  澎湃新闻从多个消息源证实,李军的姐夫正是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诚,李军的姐姐则是央视知名主持人李平。

  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曾是乐视网早期发展时的重要投资方。香港《南华早报》此前则报道,王诚为山西平陆籍商人令完成的化名。

  大同神秘富豪李军姐姐嫁给了令完成

  在山西大同的富豪圈,李军是个神秘的存在。

  这位出生于1967年、体重超过200斤的中年男人,早年在大同市公安系统工作,此后辞职下海经商。

  很少有人知道李军靠什么发达起来——尽管最近几年,他曾入股大同当地的商贸、餐饮行业,但在周围朋友看来,这些生意都是“小打小闹”,李军的实际资产“不是一般的多”。

  在大同的民间社团,李军又是个领军人物。

  多位大同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李军爱玩且会玩,骑马、赛车、养藏獒,样样在行。作为大同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他钟爱价格不菲的重型摩托车,曾出资20多万元专门购置一辆后援车,和几位大同当地摩托车爱好者一同参加了2008年在新疆举行的“环塔拉力赛”。

  此后,他还曾拿出十余万元希望打造一支出色的大同本土乐队。虽然乐队最后不了了之,身边的朋友却记住了李军浑厚而富有磁性的好嗓子。

  尽管是个老板,在大同的朋友圈里,李军得到的评价却是低调、重情义、没什么架子。熟悉他的人对澎湃新闻回忆,“人家那么有钱,可就算别人递给他5块钱的烟,李军也会接。”

  只有少数几个经常接触的朋友,才会偶尔听李军说起,姐姐是李平,姐夫是搞新闻的,过去在新华社工作。

  李平这个名字,在大同稍微上了年纪的人中间,可谓家喻户晓。

  1960年7月,李平出生于山西大同。她的母亲曾在饭店工作,父亲是一名公安民警,退休前已是大同市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在家中,李平排行老大,后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军就是这个家中最小的男孩。

  上世纪70年代,李平就读于雁北艺校(今大同艺校)。这所学校也曾是贾晓晔的父亲贾丙文工作过的地方。此前有多家媒体报道,贾晓晔在2001年左右嫁给了已经落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

  毕业后,李平先是在雁北文工团短暂停留,之后考入山西电视台,成为该台综艺栏目《五彩缤纷》的“当家花旦”。

  1993年,在山西已经名气响当当的李平调入中央电视台。

  这一年,也是《东方时空》的开播之年,李平主持该栏目“生活空间”版块。一句充满暖意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许多观众认识了这位大方得体的主持人。

  2000年以后,李平从央视一套调至央视三套,成为另一档情感节目《爱心世界》的主持人。

  《北京电视周刊》一则有关她的报道提到:“李平的丈夫是新华社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事业成功的人士,虽然也常常忙得很少在家吃饭,但无论怎样,他是李平倾吐心声的第一人选。”

  澎湃新闻通过多个消息源获悉,这位“在新华社工作”、“事业成功”的丈夫就是令完成。李平与他在上世纪90年代结识,两人此前均有过一次婚姻。

  令完成,1960年前后出生,山西运城平陆籍人士。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今年6月19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7月9日,其相关职务被正式免去。

  令完成就是令家兄妹五人中最小的一个。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的他进入新华社《瞭望》杂志社,主要负责经济方面报道。

  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回忆,当年的令完成开朗、好动、口才好,擅长与人沟通,“是块做记者的料”。他的爱好也很广泛,篮球、乒乓球乃至文艺汇演,令完成都是单位中的积极组织者。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1985年6月,他还和另一位作者合作编著了《经营管理诀窍》一书,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序言称,这本小册子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他们也属于那些渴求新观念的青年人之列。文风生动,可读性强,谈的是简单道理,却反映了实践中行之不易的规律。

  1995年,新华社对口帮扶贵州息烽县,令完成是新华社首批扶贫队队长。

  在新华社记者刘子富撰写的《热土: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一书中,息烽县政协副主席王忠碧曾回忆,在苗族聚居的下环山,贫困农民住的是一片茅草房,家家采红子、晒红子、吃红子。从北京来的令完成不晓得红子是啥东西,王忠碧便给他解释是当年红军用来充饥的火棘果,群众称为“红军粮”。

  后来,令完成在其署名的《难忘息烽——新华社第一批扶贫工作队工作纪实》一文中写到,1996年春节,对扶贫队队长令完成来说是个难忘的节日。他本应与80高龄的父母在一起过年,可在节前一个月,他就到当地下环山村现场办公。

  面对当地苗族群众吃水难、严重缺粮的状况,令完成在节日期间写内参向中央反映,得到有关领导重视,也为息烽县众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贵州息烽扶贫归来的令完成逐渐脱离采编一线。他先是调任新华社办公厅担任副主任,没多久又被任命为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总经理,官至正局级。

  2000年以后,令完成辞职下海,他的名字也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 “王诚”的新名字。

  2004年,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网通)旗下宽带网站“天天在线”改版上线,总裁王诚正式亮相。此后多年,他的身影活跃于国内科技圈、创投圈乃至高尔夫圈。

  2008年4月,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工商资料显示,王诚曾出资额2万元,持股0.04%,为该公司早期合伙人之一。

  2009年12月,王玲出资2万元,出现在新一批合伙人名单中,此时王诚的名字已消失。

  2011年1月,唯一非自然人投资者北京杰威森科技有限公司退出后,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增了夏华江、谌慧宇、林丽娜、张昆仑四位自然人股东,加上之前的梁家冲、董明树、曹迎萍、邓百成、孙二明、池万明、王玲、张海流、唐富文,股东扩充至13人。

  当年11月,池万明退出,孙玉芝接替,公司合伙人继续保持13人队形。

  2014年6月,股东孙二明变成了孙润明。目前,该公司合伙人为孙润明、孙玉芝、董明树、曹迎萍、夏华江、林丽娜、张昆仑、谌慧宇、邓百成、梁家冲、王玲、张海流以及唐富文。

  在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4个月后,也即2008年8月,由其投资的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立方”)注册成立。王诚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资料显示,汇金立方目前处于正常开业状态,其董事长仍然是王诚。

  此后,包括乐视网、东方日升、海南瑞泽、神州泰岳、东富龙、腾信股份在内,多家上市公司在汇金立方介入后成功挂牌,汇金立方的眼光精准、回报丰厚也在资本界引起关注。

  乐视网前副总李军与“博思凯”的交集

  2014年10月,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曝出汇金立方的掌舵手王诚就是令政策的弟弟令完成。

  该媒体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令完成此前曾离开内地,取道香港和新加坡赴美,目前已回国接受调查。

  汇金立方和令完成的身影,让乐视网处境尴尬。

  公开信息显示,作为汇金立方的母公司,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首次试水资本市场,便是2008年7月28日向乐视网前身乐视传媒增资2000万元,在其变更股份公司后持股454万股。当年12月22日,其所持股份转给汇金立方。

  2010年8月12日,乐视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首日以42.96元收盘,为汇金立方带来2.42亿元的账面浮盈。

  此后,汇金立方逐渐减持了手上的乐视网股份,并在2012年全部退出。

  然而,随着今年10月以来,汇金立方多次被媒体“起底”,乐视网的“背景”再次遭到外界揣测。

  10月23日,人在香港的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接受腾讯财经问询时称,“汇金立方当时是正常投资,在乐视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他还表示,“虽然汇金立方在发展初期带给了我们资金支持,但如果能重新选择,乐视绝不会再选择类似这样的公司作为股东。”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6月以来,贾跃亭一直身处海外,行踪不定。

  11月22日,香港《文汇报》披露,贾跃亭因患胸腺瘤在香港手术,目前已经完成第一轮胸腺瘤切除手术,手术较为顺利。

  3天后的11月25日,乐视网在其年度营销推介会上首次确认贾跃亭的去向。

  当天下午,乐视网网站事业群执行总裁高飞表示:老贾回来了。他还表示,随着很多东西的尘埃落定,很多事情都会清者自清。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目前贾跃亭仍然经常通过电话等技术手段,在总裁会议中发言。由于健康状态不佳,贾跃亭原定于12月4日的首次“复出”也被无限期推迟。

  乐视网公关部门则对媒体表示,贾跃亭11月26日会在微博上发声明,介绍关于他的情况。

  不过,对乐视网而言,“很多东西的尘埃落定”或为时尚早。

  根据乐视网招股说明书和历年年报,2008年12月,自然人股东贾跃亭将2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3.36%)转让给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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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作者2014年10月15日在中纪委、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法发言,2014年10月25日,根据发言提纲稿修订)

  我是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的代表,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蔡晓鹏。主营小浆果的种植、加工、销售。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40余年党龄;曾在商业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任职。82年-84年曾和王岐山同志亲密共事于9号院杜老麾下。90年代辞职务农,现已退休,在帮年轻人把握企业方向,保驾护航。

  我和娃哈哈宗总、伊利陈总和其他企业家、商会领导们的感受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娃哈哈、伊利是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处在金字塔高端;我代表的则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广大从事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小微企业。我们日常面临的多是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属于老鼠、苍蝇、跳蚤、小贪小腐的那一类。但正是这类直接面对企业的“小鬼”,经常扮演者企业杀手的狠角色:他们作为政府和法律的代表,直接掌握着决定企业生存发展、关系企业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财产灭失与否的审批大权而不受第三方监控和法律约束。一旦不能公正执法、以权谋私,给民企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性负面影响非常严重。不幸的是,广大小微民营企业经常被不公正执法管制仍是当前治权不良不善的主要面。

  谈三点感受和意见:

  政风有明显好转

  我很高兴直接感到“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简政放权、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式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疯狂劫掠、侵害、骚扰民营企业的“贼盗”行为已有明显收敛。具体体现:一是鬼子进村的少了。如我在北京延庆永宁镇的树莓果园,2003年-2012年年间,每到采果季,各级有关或无关部门的政府公职人员以各种由头,或携亲友、或陪领导,像苍蝇一样嗡嗡而来,白吃、白玩、白拿,如入自家后院。我在顺义高丽营的果品加工厂,2010年-2012年每月都有几拨自称市属各区县质检部门的无证检查执法人员“流动抽检”。有时2人,有时1人,有自称北京市局的,也有其他区县的。每拨来人都以所谓“抽查样品”为借口,挑选价值几千、上万的成箱高质商品,装满小车后备箱后扬长而去,连白条都不开。工厂曾向顺义区主管部门质询投诉,答复是“上级有内部指示,市属及各区县工作人员,都有跨区抽查、取证的权利。”2013年我公司的果园基地停业转河北了;来工厂敛货的外区县执法人员也有所锐减。以前每年几十拨,白拿货二、三十万,现在也就10来拨白拿货仅10万余元。二是半夜鸡叫的白吃党行为大大减少了。以前凡各关联单位的基层公务人员、协管人员,逢年过节就不停打电话。无非是要红包、要礼品、要宴请、要旅游、要美容、要小姐,五花八门。公司专门安排两位付总负责此类公关应酬,非常辛苦。这两年这类公关应酬开支有明显减少,原来每年五、六十万费用的支出,现在约减少到二、三十万。三是公然拦路抢劫的“土匪”少了。2008年10月,我在房山区经济开发区工商刚注册一个月的北京迪富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转迁至顺义区高丽营以就地筹建新工厂。没料到开发区税务所上下串通,硬不给办税务登记转移手续。税务登记是申报水电、环保、消防报批手续的前置条件。这些手续,又是申报QS认证审批的前置条件。房山税务死卡不放的直接结果是迫使工厂竣工一年多了,还没法进入审批程序,只能停业待转。在此期间,税务员和当地税务稽查大队勾结,无端查封公司账簿,冻结了企业账号(虽然当时公司厂房还在建设,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也没有购买发票)。面对税管人员公开敲诈勒索,企业最后托关系私了:付了5万元“红包”,才批准办理转迁手续。2012年,企业预算投资100万,在三里屯soho底商搞一个小浆果水吧连锁示范店。20m2铺面的每年租金60万。结果环保、消防、食品卫生三项许可证下来花了11个月,暗含红包10万。等批下来时,房租、人工、装修花了80万,加上行贿10万、减去原料设备、包装购进,还未正式开业100万全打水漂了。迫得企业只能关张歇业。基层单位小吏主要索贿方式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道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承受力有限,就以各种理由或拒受理或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得企业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黑钱。我概算一下,仅三里屯Soho几百个底商每年被三个部门基层小吏吃掉的黑钱高达几千万之巨。小吏大贪,可见一斑。四是寻眦敲诈勒索、滚刀肉式的地痞流氓行为少了。我亲自参与处置的这类行为曾有:某区“节水办”人员以厂区一水龙头滑丝,一分钟渗水超过七滴为由,开口罚款2万;某区“环保局”人执法员以弃用多年的取暖锅炉烟囱有灰尘为由,开口要罚款10万元;某区“城管”人员以在工厂围栏内侧张贴招工告示系影响市容为由,开口要罚款1万;某区“工商局”人员以企业注册资金第二批注入时间延误一天为由,开口要罚款30万;某区“消防”人员以消防器材不合格为由,开口要罚款3万;某区“环卫部门”以垃圾清理不规范为由,开口要罚款1万。企业处理方式的唯一选择是“花钱消灾”。比如,将每年更新消防器材的业务包给消防人员指定企业;将垃圾清理包给环卫人员指定企业。请客送红包,帮办私人事务,更成为企业对公职人员的应尽义务。虽然有些领域,如工商登记改革,公民出境审批简化改革都受到社会好评。但在行政审批领域,权利资本化运作和寻租仍占主导地位。

  二大重灾领域

  前面发言的企业家们重点阐述了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食监审批滥权等领域的严重恶政问题。从农业和食品行业角度,补充汇报两点意见。

  (一) “三农转移支付”已成为高腐领域。

  三农转移支付,每年涉及1万多亿的资金,分由发改委、财政、农业、林业、科技、国土、扶贫、工信、商务部、供销社等各部门和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管辖。多龙治水、众马分肥,多头、多层审批的体制弊端过甚。我已以往经验为据,归纳主要形式有:一.自肥型。如林业总局房山后勤基地以树莓科技示范项目为由,自批自审自用,套取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用于机关农业后勤基地建设。二.亲友特惠性。如河北某树莓种植合作社,建园不到300亩,2010年-2014年前后得到多次财政扶植款288多万,约1亩1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负责人的亲属是该县分管农业副县长,发挥了财政资金整合拍板作用。三.是关联交易型。如北京林果项目财政拨款中,多年历次优先受益的是北京果树协会直属的某果品企业。其奥秘在于协会秘书长是该企业的法人代表;市园林局果树处长兼协会会长,则是企业影子控股人。四.是中介洗劫型。前几年我们在延庆500亩示范果园拟申请市、县设施农业财政补贴,多次未果。后与审批方有关联的中介提出返点50%的条件,太苛刻,中止。围绕“三农转移”项目申报已形成社会中介、咨询大产业。报酬分为拨款额15%-70%。这种中介和审批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关联交易关系。五. 是吃工程返利型。前几年延庆县曾给了我公司500亩示范林节水灌溉的财政补贴指标。但乡镇水利主管部门,以由他们所指定人承包工程为拨款前提。所开价工程费是合理市场价的3倍,企业不仅享受不了实惠,还要支付工程本身数倍的倒贴赃款。只能放弃了。六是张冠李戴型。2003年我公司在延庆县租赁了退耕还林地500亩种植树莓。按政策规定可享受国家生态林财政补助八年和地方经济果林种苗补助。两项补贴相加近百万元。但直到2013年退租,这些补助款由谁领用不得而知。七.是坐地套利型。2012年,县里下拨一批干鸡粪支持企业;经办人则以每袋20元现金返点为条件(市场价50元/袋)。共20吨,返点8000元。真是鸡屎也要刮层油。八.是官夺民产型。2003年,延庆某家葡萄科技型民营企业,申报成功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戴帽项目900万。下拨县里后,县政府指定由县属果树中心切了600万,只拨给项目主体300万。该企业用此资金又自筹200万,建了3000m2冷库和1500m2科技楼。2013年,县政府以其它项目需要为由以区区20万补贴费,征收强拆了3冷库。(县里虽承诺补偿建新冷库赔偿,至今没有交付)。还以不给已竣工科研楼颁发竣工证为手段,逼迫业主将价值2000万的新楼以50万低价转让给县政府指定的收益单位。我企业作为冷库投资方之一,在官府强征强拆中直接损失80余万(附件一)。

  建议中央和国务院考虑:支农及其它项目财政转移资金,实行拨改贷,重点项目可予贴息扶持;使财政资金可再循环再投入,实现倍增效应。

  (二)食监领域逆向“改革”–“繁政集权”,公权滥作为和不作为严重失控;尚未出台有效政策法律节制滥权,更无政企沟通法定机制。

  举证如下:

  (1)前置审批环节所需文件涉及十八个部门、400多项:

  工商、税务、法人代码证、商品条形码、产品标准备案、商标注册、消防、水质检测报告、计量器具检测报告、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环保审批文件、乡镇政府审批报告、食品检测工培训证书、员工健康证书、原辅料质量检测证书、食物质量检测证书、所有供货企业全套资质证书及生产许可证、机械设备清单、机械设备供货商资质全套文件、厂房平面图全套产品、工艺流程图全套、质量管理文件全套、检测仪器清单全套、生产记录全套、出库清单全套、销售记录全套、顾客投诉及处理记录全套、平面空间质量检测(温度、湿度、)全套、设备检修记录全套、生产设施清洗记录全套、员工考勤表全套、计量仪器检测记录全套、产品从原料到出库各环节流转出账全套等等。每一项产品审批涉及十八个部门。娃哈哈宗总说,达420多项文件、几千万个数据。

  (2)审批关卡越来越多、时限越来越长:

  我公司在顺义区高丽营镇的果品加工厂,2008年投建,2009年1月竣工,今年已经第六个年头。其中,完成前置审批过十八大关准备400多项文件,花了一年多。2010年3月–10月,经三次审检,才获得QS生产许可,历时6个月。2013年6月开始进入例行复检程序,经三次复检,至2014年4月始获单项(果酱)批准,历时10个月。其间,由于原许可证至2013年10月到期,企业果酱生产被迫停产半年。干果生产线迄今停工待批。

  一个干果企标备案,前后达一年半才通过。(2013年6月-2014年10月)。我公司的水果干制品企标是2009年经质监部门审查批准国家备案的。2013年6月,负责QS审查的食药监局检查组否定了质检批准文件,要求企业向新的食品标准管理机构—卫生局重新申报干果企标。其中,食药监局提出的唯一修改建议是,增加“硫残余”指标检测值项。

  在质监部门主管食品标准备案时期,产品标准备案时限为3个月,通常2个月内可完成程序。但新主管市卫生局有关处根本无视时限规定,以“不作为”为主要方式,以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理由拒收企业上报文件,让你根本进不了审查程序,也就无法从程序上投诉。企业指派专人在一年中前后跑了48次,最后和经办人达成某种条件,才进入受理程序。

  企业标准备案审核通常是书面审;北京卫生局又搞了毫无必要的由他们指定企业买单的专家咨询组现场审,徒增企业负担。这批所谓专家,都是部门圈里机关人员,根本不懂水果干制品生产工艺和标准制订。内审时竟有人异想天开,让企业自定上报标准中增添农残“磷化氢”项。结果中央和北京各大权威食品检测机构,没有一家可以检测。把根本没有纳入国家各类食品农残检测、也没有检测方式和条件的成份,硬要企业列入产品指标,这简直是把企业当猴耍!又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月,卫生局才撤回增项要求。一个微小单项检测指标的修改备案,从申报到批准备案,前后耗时一年半多。有了企标,才能进入QS许可审查程序。目前企业已于2013年10月(原QS许可到期)被迫停产干果,转河北省代工。预计再启动QS审查,顺利的话,至少还需要一年才能走完。一个产品复审,仅涉项400多项文件中几千万个数据中一个小数据的修订,就花了一年多。仅为一个指标修订的政府人员不作为,企业投资上千万的生产线就要中止停产二年多。这个经济损失账,何止千万元计,谁应埋单?

  (三)审批过程收费多、灰色支出大、“学费”昂贵:

  粗略统计,我公司二审通过批准的QS证只有“果酱”一项,为此耗时二年半,直接成本200万。由于停产造成的间接损失数以千万计。直接成本包括:前置文件审批及灰色支出约50万;直接审查费、产品检测费、计量仪器检测费约15万元,灰色支出约15万元。停产待检期间的厂房租赁、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管理费用、库存原料损耗、包装物作废(每审一次,要换一次许可证号,原库存所有包装物全部作废)至少120万。

  在前置审批强制性检测中,以官办计量仪器机构收费定价最高,财务最不规范。如一台电子称检测一次(每年必强检一次)费用为360元,可以买三台电子称。无论是市还是区县检测机构,经常开假发票(娱乐业发票)(附件二)。我查了北京市,没有查到收费许可公开。

  (四)小利驱动与自由裁定和否定权滥用,是导致QS审批重重人为设卡的两大弊端:

  QS审查是严肃的国家行为。政府没有那么多专业人员,需向社会购买服务。在其它国家,政府管理性支出全由纳税人承担;唯独中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却要由企业超额数倍支出,并成为部门牟私利之途。

  一、小利驱动为内因:

  按北京市执行的食药监部门标准,每单项QS审查收费2400元,表面看起来不高。但实质不然。(1)关联检测收费高。如计量指定检测费一项,我公司支出约8万;每单品指定检测费用2800元,产品检测费总计约7、8万。此外,区县每年还另收2万元份子钱(抽检费)。(附件三)(2)株连型重复检测多次收费为常态。单项产品的审查通常不少于三次,则收费为7200元。在每次审查中,若有两项以上,则其中一项未通过,另几项同时按未通过处理。要重新上报,按多项再次缴费。(3)欺瞒性创造重复收费的借口:2010年第一次申报QS许可证中,按当时政策规定,有冷冻水果项。但国家已于2011年以内部文件形式明确其不再纳入QS许可审查范围。但上下都没有向社会公示。北京食药监局明知该项审批已取消,但在2014年复审时对企业故意隐瞒真相,仅2014年6月–9月,两次收取我企业的冷冻水果QS申报文件和费用4800元。第二次交费后,我们从外地企业处得到已取消信息和文件,还向参加第二轮审查的小组提出质疑并出示了相关文件。他们反应是,只管审查,不管其他。结果出人意外:明明现场审查全部合格,却将不应审查的冻果项目判定审查不合格。这一结果对企业的报复性影响是,企业同期审投的“果酱项”按北京市规定,同时被判定不合格,逼得企业再次重新申报和交费。这类“莫须有”的硬栽赃的政府流氓行为,使企业又损失了三个月生产周期(北京食药监局规定的程序,每次复审的周期实为三个月以左右)。(附件三)(4)为官圈谋利型的前置型设置。以食品卫生标准备案中内审一项为例。在质监局主管期间,内审人员由企业内部参与起草和审核的品控研发、质检和有关负责人组成和署名。转到卫生局主管后,又擅自增加了“外审程序”,即由企业组织有资质的社会专家组成评审组评审并署名,作为前置条件。卫生局还自行编制了一份以其内部和关联部门人员为主的所谓“专家推荐名单”。同时宣布仅供参考,企业可以自行择优组织。我企业之所以在干果指标备案上被以不作为形式屡屡刁难,就是没有一开始就在卫生局指定名单中选人付酬,而是另选了市质监局原主持参与北京市干果地方指标起草案的一批真正的专家。结果,由真专家起草的标准,卫生局就千方百计不受理;直到企业重新选了卫生局名单内的人选,另付了专家咨询费。才进入受理程序。除了专家人选不同,标准内容无一项改动。第二批人,全是不学无术的冒牌专家。

  二、以“零瑕疵”和自由裁定权为否定权行使主要手段:

  所谓零瑕疵,是指QS审查部门在若干单品项审查中涉及的几十个部门批文,几百项申报指标、几千万个统计数据和厂房、设备硬件中,特意找出一个他们认为有“瑕疵”的“事实”,就判定全项审查及同期申报的其它项目全部不合格。

  所谓自由裁定,是指某项“事实瑕疵”是否成立,完全没有法律界定依据,全凭现场临时抽调人员的“主观认定”。

  这两项相加,就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和专政”的政府盈利模式。我梳理一下,我们“果酱审核”从初审到复审到重审,前后经历六次现场检查,净耗时18个月。在六次审核中,其中五次被否定的理由,与果酱生产是否能达食品安全标准本自毫无关联;唯一一次被否定的理由,也仅是印制中营养参考指标中脂肪单项印制失误(应为0.6毫克/每百克,误印为1.6毫克/每百克)。这类千分毫克的微小失误与食品安全不安全本无任何关联,全球皆然,然中国例外。

  那么前五次被株连否决的有违法违规事实和具体法律根据吗?我认为从来没有。举证如下:

  (1) 第一次株连否决理由:

  A. 检测室无菌箱尺寸小一号;

  B.无菌检测室不够9M2;

  (2) 第二次株连否决理由:

  A. 清洁池长度短10公分;

  B.原料间照明灯缺一防护罩。

  (3) 第三次株连否决理由:

  A. 原料出库记录不够细;

  B.留样室不够大。

  (4) 第四次株连否决理由:

  水果干制企标要增项硫检测;全项株连,果酱项目亦据此判定不合格。

  (5) 第五次全项株连被否决理由:

  冷冻水果审查不合格(莫须有的倒栽赃,是因国家有新文件,冷冻水果不需要QS证),全项包括果酱,均被判定不合格。

  (6) 第六次被否决理由:

  在硬、软件和产品质量检测全部符合后,以多单品果酱中某一单品规格果酱外标鉴中营养标签所示参考数值中脂肪(非果酱法定检测指标)一项标准与实例值有百分之一毫克的微差为据,再次否决。逼迫从头报、重交费、重审、重检测。仅此一微小瑕疵,致使企业被迫停工待审六个月。

  企业与政府以滥作为、不作为形式的滥权牟利反侵权博弈中,始终没有表达诉求和对话机制可循,也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的法定通道;找关系人“化钱消灾”是唯一可行选择。基于我的个案推算,在食安领域的政企博弈中,政府每牟取1万行政收费,企业要支付50-100万相联支出;忍受一年期间停产待检的隐性损失,从几十万到数以千万元。

  立严法:维私权、束公权、促廉治

  现实是,在少数主政者大贪大腐的恶劣性影响下,基层官吏执政宗旨已从“为人民服务”沦为以“为人民币服务”为实际导向。擅权贪腐已像雾霾,弥漫在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每一个空间,让企业活力受到窒息,尊严遭到践踏,连深呼吸一口廉洁空气都成为奢梦。90年代初、中期至“十八大”这一时期,是民营实体经济愈发展,行政枷锁愈沉重,经济铁笼愈狭小,行政鱼肉愈严重、政企矛盾愈深刻的二十年。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1981年,用了一个甲子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剥夺富人,让富人变穷”的新社会;继而,又开启了旨在“让穷人变富,从而引导多数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变革,迄今已30余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我们的法治体系却仍沿袭着“兴无灭资、无产阶级专政”的习惯传统。这一法系的基础建立在“资本万恶、政府万能”的认知基础上,虽有些行政法规正在良政化改革中,但法系传统本质未变。“公权神圣、私权卑微;约束私权,纵容公权专制”的法统是导致当今政风贪腐的制度根源。

  我曾在某红二代企业家微群里做过民意测试。我出的题目是,下列行为中,你最不能容忍和卑视的是哪个?并用一个词句形容。测试结果:在乞丐、流氓、强奸、贼盗、暴恐、汉奸、骗子、妓女、男娼、贪官污吏十大类别中,贪官污吏以98.7%高居首位。排在前五位的形容词,分别是:人渣、狗屎、拆白党、小强(蟑螂)、粪蛆。

  仅就食监领域的“变法改革”,建议如下:

  (一)变食品安全全面审核制为重点审核制。除粮、油、盐、酱油、醋、乳品、婴童食品等重点产品外,宜大幅减少一般食品事前、事中许可审查范围;转为所有入市产品备案制。发达国家莫不如此。

  (二)变对生产全过程、全环节审核制为负面清单审核制。

  (三)取消前置关联审核制。

  (四)变以对企业收费性审查为重点为以市场产品监察为重点。

  (五)坚决取消QS审查收费制(包括隐形、关联收费)(全球唯中国收费)。

  (六)公开透明QS行政审批内容和程序,各类法定程序必严格明确审限,建立延期问责制。

  (七)建立对行政不作为和滥权行为的行政问责和刑、民法律追诉制。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侵权行为和负责人,应追究个人刑事和政府民事连带赔偿责任。

  (八)建立政府“权利清单制”,约束滥权。

  (九)建立生产者参与立法和标准制定、修改的民主立法机制。减少利益集团操纵的风险性。

  (十)建立有纪检、人大参与的政、企多层次经常性对话的法定机制。及时监管政府纠错、自律。

  (十一)建立企业食品安全检查官制。履行以下职能:

  1. 指导、帮助生产者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质量管理、品质控制能力,以促进社会食品安全率的不断提高,减少风险因素。

  2. 对入市产品履行政府监督职责。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入市食品不安全因素。

  (十二)对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问责制,应扩大到滥收费、纵容属下滥权、不作为等领域,后果严重的,按渎职罪、贪赃枉法罪处以刑罚。请求修改刑法,扩大对公权私用、滥权、不作为领域的刑罚运用:请求修改民法,增加对政府滥权后果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条款。

  (十三)取消食品安全审查中与重复收费直接挂钩的所谓“零瑕疵”和“关联否定制”。

  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包括“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原则,是把“私权关进牢笼”,以“公权无条件约束管控私权、民企为首要”(八十年代的“鸟笼”论,迄今仍当圣旨在奉行)。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上就犯了不以生产结果监管为主,而是以监管企业生产全过程及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为主的监管对象错误。这就像政府强制干预孕妇腹中婴儿的生命权,政府人员认为孕妇护理不当,或婴儿可能有缺陷,就有权不准婴儿出生一样荒谬。希望这一立法指导原则,今后改为以公私平权为核心。现阶段,立法原则宜调整为:对私权应以解放和保护为主,约束为辅,打开鸟笼,实行负面清单,法无明文禁止均可为,以释放民间经济活力;对公权则应以轨道制约和管控为主、实行“权力清单”:法无明文授权,均不可为,以遏制公权滥用。对行政权行使,应变“无限授权”为“有限授权”,变“无上下监管,左右制衡”为立体监管全面管束,严防“公权私有化”和“公权资本化运营”,像江河决堤、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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